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 (公号回复“胡适1919”下载PDF资料)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 (公号回复“胡适1919”下载PDF资料)

秦陇纪 知识简化 今天

知识简化导读:说起胡适,不乏其名作,这里分享他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32年北京大学毕业讲话;1946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演讲;1948年容忍与自由,共计四篇代表作。我国知识分子、大学历来缺乏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前进的基因和能力。时至今日,教育边界止步于文字书面、思想意识的说教和考试。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16752字)目录

A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2621字)

B胡适1932年:1932年6月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讲话(4001字)

C胡适1946年: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月10曰北平开学典礼讲话(5444字)

D胡适1948年3月20曰晨,一生思想精髓:容忍与自由(3574字)

E胡适、蔡蒋、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并问道(701字)

现在学子们依然如故

参考文献(818字)Appx(835字).数据简化DataSimp社区简介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16752字)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 (公号回复“胡适1919”下载PDF资料)

胡适(1891.12.17—1962.2.24),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1]

 

A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2621)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文|胡适,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知识简化20180909Sun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乡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诀。”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2]

 

B胡适1932年:19326月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讲话(4001)

胡适1932年:1932年6月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讲话

文|胡适,选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知识简化20180909Sun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两个典故都出自通俗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人生的道路上满是陷阱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此段讲社会往往不能给我们做学问的环境。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此段讲理想容易幻灭,人便甘心为现实奴役。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一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以梁漱溟先生自认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惜当时青年人最大的问题是养家糊口,生存都是难题,遑论其他?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地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葛理略(Galileo)牛敦(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所从事的职业往往并不能满足个人的志向,如果这份职业既轻松又赚钱,那么胡适的建议倒也不错。但当时的情况是“毕业即失业”,职业尚无,哪里能有“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思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e)今通译"费希特",社科院哲学所梁志学先生译有《费希特选集》(已出至第五卷)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初涉人世的青年都有的想法,但现实往往是劳而无获,因此理想也就丧失,心灵也就麻木了。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

这个例子无数次地被胡适用来证明“科学可以救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现实是残酷的,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放不下,哪里还能指望“科学”能救国!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能够永远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是好的。

(选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3]

 

C胡适1946年: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10曰北平开学典礼讲话(5444)

胡适1946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讲话

文|胡适,选自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知识简化20180909Sun

(这是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的通讯报导。原在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其中记录了胡适校长在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月10曰在北平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三十五年双十节的上午,国会街北大第四院里面聚集了二千多学生,有些在看北大复员学生所贴的标语和《复员通讯·开学特刊》,像《拥护胡校长发扬北大传统精神一一学术研究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不分临大舆联大,北大同学是一家》,《打破士大夫阶级的可怕的冷静,替老百姓宣泄千年以来积压在统治阶级下的苦情与怨恨》,《纪念双十节要加倍努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开学特刊》是贴在六张大桌板上,排立在高大的柳荫下。一共有下列四篇文字:《迎接这新的日子》,对学风问题有深刻的讨论,《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中国的黎明》,《欢迎胡校长》,《双十节感言》。读者之中以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北大的同学最多。他们以期望的心情读着民主战士的墙报。他们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上说:“我们等待着你们,……严冬中等待拿火把的人……你们带着温暖来了,你们更带着勇敢,带着坚毅,带着自由的精神来了。……是你们给这古城的垂危心脏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你们使它年青,使它的脉搏活跃,……现在我们谨以青年人的热情和正直欢迎你们,追随你们……”

九点五十五分钟,记者随着铃声进入礼堂。那是旧众议院的会议厅。讲台上已经坐有胡适校长和法学院长周炳琳,白发苍苍的文学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训导长陈雪屏,教务长郑华炽,长胡子的越乃搏先生(经济系主任),杨振声教授,闻家驷教授等三十多位。正厅,楼厅和楼厢上坐满了二千多位同学。胡先生穿着蓝长衫和黑马褂,戴着全丝眼镜。他对着扩音机说:“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学,举行最简单的开学仪式,这是北大向来的传统习惯一一开学简单。

这时先生关了扩音机说:如果听不见再用上吧!于是继续着说:

“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隆重仪式,我个人来与同学说几句家常的话。北大的历史,先生们都已知道,然而新来的教授和同学或许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岁,还不够五十,这四十八年是中华民国的多难之秋,常常开不成学、回忆四十八年的历史,不无可纪念的地方,我现在将北大的历史分作几个时期来说。

第一个时期,是北大的开创时期,从戊戍到民国五年,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称为京师大学堂,甚至被认为官僚养成所,那时参加学术的人都是文化人,北大已经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时,北大学生有响应的思想,也有响应的传单。民国三年,二次革命也有响应的传单与思想,所谓官僚养成所者已引起了满清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的注意。几有解散的危险,假使没有老辈帮忙的话,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时期是革新时期,自蔡先生民国五年来北大,到国民革命时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时期。蔡先生的言论诗文,你们都已读过。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学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带情感的,不善于说话和呐喊,写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长章。我们和他同事过,知道先生大公无私的精神,致力为学术的目标。

“那时候来的新人组织的委员会,剥削了校长的权力,尤其是用人权。组织聘任委员会,负责聘请教员的事。校长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员审查资格,合则留,不合则退。我举这例子表示蔡先生确能作领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关于剥削校长权力的提议,他说:胡先生提不好,还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从全国物色人才,民国五年到十六年,包括五四时代、文学运动、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誉。但是我们现在回忆起来,感觉在蔡先生领导之下,人才并不够多。那时的北大轰动了全国,同时,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经数次辞职到欧美去休息。

“我们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学生,以教育家的资格来长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军人的猜忌,常以蒋先生的帮助,渡过很大的难关。北大从此被确认为全国学术思想的中心,然而,当事者亦感觉人才不够,到国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职员学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线,牺牲在军阀之下的颇有人在。

第三个时期可以说是过渡时期,国民革命虽然成功,军阀势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时有志整顿北大,但是政客们不容许这样做,他们想将北大掌握过去,将北大作为政治的工具。结果北大从十七年起等于没有了,变成北平大学区中的一个学院。旧同学奔走呼号恢复北大,那时我们在上海。我说学校不能够永远不死,一个学校的名字虽然没有了,然而既有一段历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历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样。一定要恢复的话,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时候的复校运动并不对学校员责人感到兴趣。这是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差不多没有了的时期。

第四个时期,是北大的中兴时期,蒋先生辞去了教育部长来任北大校长。我那时正因办编译委员会的事情北上,在浦口听到蒋先生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学者朋友都觉得应该请先生回来,大家协力助整北京大学。那时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乌烟瘴气。北平的校长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国去请教员,只是在机关里请人兼课,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点钟课的,兼三四处课的教授、主任、院长。而有系统的缺课法被发明,每周缺一处的课,像本周缺师大的,下周缺华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蒋先生来了,找了百万基金来维持北大,利用中华教育基全,设廿二研究讲座,整个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这不能不说是蒋先生的伟大领导。不知者不能了解,当事者知道北大的中兴时期是蒋先生和现任文法各院长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蒋先生以大公无私之精种,从全国聘请人才。蒋先生请刘树杞先生主持理学院,请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学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顿之权。当时文学科因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学院的彻底。蒋先生说:‘适之你做请新人的好事吧!去旧的恶事让我去做,你做院长新人由你去聘。’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学提起。不要忘记前校长在中兴时期的伟大贡献和伟大领导。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开学了,经九月之筹备,一日而恢复了北大的光荣,甚至比过去更为光荣,至少理科法科更为充实。开学时大家真高兴,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候起到七七事变的民国二十六年,这七年是北大的中兴期,也是北大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在座诸位旧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热河、长城,离北平朝阳门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机关纷纷将东西南迁。蒋校长坚决地主张北大不应该搬,绝对不搬一件东西,一本图书。不然北大就不能继续做研究工作。因为不搬而得偷来时间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时候省下钱来,盖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质馆、新宿舍、新图书馆,但并没有向政府增一钱的预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们以为蒋先生一定是有内线的,非但不迁而且添盖房子,大概局势是不要紧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蒋先生给的时间,因此北大进步得很快。

第五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局面变化得太大,北大放弃了北平,在南京筹备第一个临时大学,这可说是流亡时期,清华北大南开成立联合临时大学。起初迁长沙,一年以后要迁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对于这一时期,在座许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学从昆明来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为我并没有参加这一时期,我从外面看去觉得至少有两点伟大值得提的。一、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在极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国外听到教授洗马桶、抱孩子、煮饭,甚至于教授太太摆小摊卖东西以补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现实,不配来谈这段北大重要的历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沦陷后纷纷迁往内地,组织了不少临大和联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联大能够支持到胜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联合报考和迁校的合作。这点合作精神,不能不说是北大领导之功。蒋先生说合作是不容易的,要办只有北大老大哥让清华南开去出锋头。所以选张伯苓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对外就是联大校长。八年抗战和二年的复员,凡是可以出锋头的地方,都是让他们去的,这种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凭着这,我相信能够建立新的基础。

“我们现在不敢说,‘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为抗战时期北大已经消纳于联大中,除了在精神上还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北大人。

“胜利复员之后,人数是大大的增多了。现在报告北大的人数:从联大复员来的七百五十九人,从临时大学补习班分发来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级新生和试读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学院北平区新生九十二人,全国七区招术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医学院试读生七人,总计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学院南京区新生、涛旸区新生还未发榜,此外加上青年军读读生,以及抗战有功将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发来校的,总计大概要超过四千名,比起联大来还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从前抱残守缺地只设文法理三院,现在加医农工三个学院,这局面实在很大,(记者纷纷上前摄影)我们觉得责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说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为梦想,今天我们觉得困难还很多,可是我们的财产,精神的财产,物质的财产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蒋二位先生的传统,三十年来蔡先生的仪风,自由讲争独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战八年之中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更不要忘记教员在沦陷期间的奋斗,如军事教官白雄给敌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挠,敌人亦无可如何,的确是北大精神的表现,我现在代表北大来谢谢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声中坐下)。还有孟心史先生、马幼渔先生、钱玄同先生皆在沦陷期间替中国保全了清白和忠贞而逝世了。还有许多职员冒种种困难替学校保留财产。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画像回来说,他在多年困难中收藏了这张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泪。还有一位秘书冒极大的危险将研究所有的古物带到上海香港转运美国。又如沈兼士在辅仁大学作地下工作,后来隐藏不住冒险到内地。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坚忍的精神遗产。至于物质遗产,北大在国立和私立大学之中是最有点基础的。这里第四院的十一万册图书,一本都没有损失,北大图书馆五十万卷国书亦未毁坏。仪器方面,虽毁去一些,但大体上还很有基础。农学院是新设的,医学院我在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广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说,在全国不说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选全国最好的人才担任,设备方面在国内恐怕只有上海医学院和中大医学院差可相比。凭这种人才和设备,我们应不悲观,我们可以鼓励作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使先生学生在学术思想人格上作最大努力,贡献吾人最大的贡献。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梦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我想有两方面,可以提供给先生批评,给同学考虑。

一、提倡学术研究:望先生携学生多做研究,做独立的创见,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对此精神作高深的学术研究。

二、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这‘自由思想,自由学术’,为什么不说‘独立思想’呢?我用‘独立’,因为独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来的传统是如此,思想当然自由,学术也当然自由,不用再说,而独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对外界束缚的,北大三十年的传统,并没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学士的研究,自由当作当然的信守。什么是独立呢?‘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学校当然给你们自由,然独立是靠你们自己去争取的。

“最后,对同学们说,我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也成无党无派的。这意思不是说个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样,我们可以信耶稣,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学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参加政府党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党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说学校只承认各人是学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绝不因学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视,但同时希望个个学生教授把学校当作学校,当作你们的母校,求学问和研究学问,求知做人和训练做事的机关,不要使得学校惭愧,这是老生常谈;我再说句老生常谈的话,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五十六岁才觉得这话意义真深刻,我们若忘了自己是学生,我们会把事情把问题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评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这是武断,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岁了还在做学生,当初学农,后来学文学、哲学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史和历史,但今天我还是学生。我说对政治不感兴趣,昨天安徽同乡问我安徽主席是谁教育厅长是谁,我皆的确不知道,的确我还未曾学到。人家说我作一年半载小学生是逃避发表意见吗?是客气吗?在我的确希望对政治问题和其它一切问题上永远保持学生的态度。我送诸君八个字,这是与朱子同时的哲学家文学家,作《东莱博议》的吕祖谦先生说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资格把这八个大字,送给诸位。”(掌声四起)

胡先生请台上各位师长发言,大家都辞谢了,这时先生已经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因向同学道歉,并宣告开学典礼告成。(掌声)

大家在礼堂外面,排成圆形摄影留念。

于是各位教授乘着汽车出了北大四院的铁门,临大补习班的同学也纷纷在取脚踏车,有些聚集在柳荫下读墙报。[4]

 

D胡适1948320曰晨,一生思想精髓:容忍与自由(3574)

胡适1948年:容忍与自由

文|胡适,选自刘绍唐主编《胡适选集·杂文》227-233页,知识简化20180909Sun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 (公号回复“胡适1919”下载PDF资料)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我们谈到英国文学大师阿克顿(Lord Acton)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十七岁的时候(一九O八)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几条《无鬼丛话》,其中有一条是痛骂小说《西游记》《封神榜》的,我说:

《王制》有之:“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吾独怪夫数千年来之排治权者,之以济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诬民之学说得以大行,遂举我神州民族投诸极黑暗之世界!……

这是一个小孩子很不容忍的“卫道”态度。我在那时候已是一个无鬼论者、无神论者,所以发出那种摧除迷信的狂论,要实行《王制》(《礼记》的一篇)的“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一条经典!

我在那时候当然没有梦想到说这话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后(一九二三)会很热心的给《西游记》作两万字的考证!我在那时候当然更没有想到那个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后还时时留心搜求可以考证《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时候也完全没有想想《王制》那句话的历史意义。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这样的: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没有懂得这一段话的“诛”正是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学术、新信仰、新艺术的经典的根据。我在那时候抱着“破除迷信”的热心,所以拥护那“四诛”之中的第四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我当时完全没有梦到第四诛的“假于鬼神……以疑众”和第一诛的“执左道以乱政”的两条罪名都可以用来摧残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当时也完全没有注意到郑玄注里用了公输般作“奇技异器”的例子;更没有注意到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叙述五十年前主张“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的故事,为的是要说明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主张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总觉得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诚心的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的容忍并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

*   *   *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最难得,最稀有的态度。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个宗教团体总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错的,必定是异端,邪教。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试看欧洲的宗教革新运动的历史。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约翰高尔文(John Calvin)等人起来革新宗教,本来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于罗马旧教的种种不容忍,种种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欧北欧胜利之后,新教的领袖们又都渐渐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许别人起来批评他们的新教条了。高尔文在日内瓦掌握了宗教大权,居然会把一个敢独立思想,敢批评高尔文的教条的学者塞维图斯(Servetus)定了“异端邪说”的罪名,把他用铁链锁在木桩上,堆起柴来,慢慢的活烧死。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这个殉道者塞维图斯的惨史,最值得人们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运动原来的目标是要争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居然会把一位独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烧死呢?何以高尔文的门徒(后来继任高尔文为日内瓦的宗教独裁者)柏时(deBeze)竟会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条”呢?

基本的原因还是那一点深信我自己是“不会错的”的心理。像高尔文那样虔诚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确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笔确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见还会错吗?他还有错误的可能吗?在塞维图斯被烧死之后,高尔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一五五四年,高尔文发表一篇文字为他自己辩护,他毫不迟疑的说:“严厉惩治邪说者的权威是无可疑的,因为这就是上帝自己说话。……这工作是为上帝的光荣战斗。”

上帝自己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  *  *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四八、三、十二晨(刘绍唐主编:《胡适选集·杂文》227-233页,传记文学社印行,台湾,1970年8月版)[5]

 

E胡适、蔡蒋、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并问道(701)

秦陇纪2018年:胡适、蔡蒋、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容忍并问道

文|秦陇纪,知识简化20180909Sun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化名人层出不穷,存世作品百读不厌、富有教育启迪作用。弊以为胡适、蔡蒋、孔孟、老聃之思想精髓,可概括为“容忍并问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容忍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特征,对生存、生活,对侵略、敌人,对统治、压榨,都始终在容忍,这是一种伟大民族才有的优良品质,保证了可以缓冲小人、统治者、敌人带来的短暂影响。但也有弊端,容忍使得社会文明进程不会很快,始终是渐进发展的,有很强的稳定性。

这些历史名流,他们不但懂得这个道理,更加知道在生存之外,还需“问道”——追寻文明进步、启迪民众前进。这往往是教育者的责任,但往往不会是商贾和官府的所爱,他们一个追求钱财、一个追求管治。时间过去了几千年,大体上,还是推进文明发展的人极少,混日子的人居多。

现在学子们依然如故

现在的学子们和教师,平时脑袋里都是课程,对现实问题缺乏关注。教育体系有的只是课堂课本,并无现实自然生活时事科技之讨论和研究。学生上学就被围墙完全围住,以为全世界只有课本上写的和老师讲的那些学问,每天云里雾里,海阔天空,对人间的东西都看不惯,弄得一个个好端端的孩子,毕业后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出门见了大爷都不知道打招呼。因此,一谈到现实问题,他们就照本宣科,让人觉得循规蹈矩,僵化教条,这就是“左”。甚至于参加工作,多数工作单位亦是如此,很多情形都是教条、粗暴、无情、简单办事,没有应该有的担当和做法。

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 (公号回复“胡适1919”下载PDF资料)

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是背诵和掌握书本知识就够了吗?值得深思。

-END-

 

参考文献(818字)

1. 爱思想.胡适.[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132.html,访问日期2018-09-09.

2.胡适.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84.html,2004-08-20.

3.胡适.胡适:1932年6月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讲话(选自《胡适文存》第4集第4卷).[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725.html,2010-05-18.

4.胡适.胡适:在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是北京大学1946年开学典礼的通讯报导。原在杭州《浙江日报》1946年11月1日、2曰、3曰连载。其中记录了胡适校长在北京大学1946年复员后10月10曰在北平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86830.html,2015-04-18.

5.胡适.胡适:容忍与自由(四八、三、十二晨,刘绍唐主编:《胡适选集·杂文》227-233页,传记文学社印行,台湾,1970年8月版).[EB/OL]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3894.html,2004-08-22.

x.秦陇纪.数据简化社区Python官网Web框架概述;数据简化社区2018年全球数据库总结及18种主流数据库介绍;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概论;人工智能研究现状及教育应用;信息社会的数据资源概论;纯文本数据溯源与简化之神经网络训练;大数据简化之技术体系.[EB/OL]数据简化DataSimp(微信公众号),http://www.datasimp.org,201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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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陇纪

简介:胡适1919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北大32年46年典礼48年容忍与自由。(公号回复“胡适1919”、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3图19k字12页PDF)蓝色链接“知识简化”关注后下方菜单项有文章分类页。作者:胡适。来源:胡适文存等书、数据简化社区秦陇纪微信群聊公众号,引文出处请看参考文献。主编译者:秦陇纪,数据简化社区、科学Sciences、知识简化新媒体创立者,数据简化OS架构师、C/Java/Python/Prolog程序员,IT教师。每天大量中英文阅读/设计开发调试/文章汇译编简化,时间精力人力有限,欢迎转发/赞赏/加入支持社区。版权声明:科普文章仅供学习研究,公开资料©版权归原作者,请勿用于商业非法目的。秦陇纪2018数据简化DataSimp综合汇译编,投稿合作,或出处有误、侵权、错误或疏漏(包括原文错误)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沟通、指正、授权、删除等。欢迎转发:“数据简化DataSimp、科学Sciences、知识简化”新媒体聚集专业领域一线研究员;研究技术时也传播知识、专业视角解释和普及科学现象和原理,展现自然社会生活之科学面。秦陇纪发起未覆盖各领域,期待您参与~~ 强烈谴责超市银行、学校医院、政府公司肆意收集、滥用、倒卖公民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单位家庭住址、生物信息等隐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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